莫米
坐标：稻城
职业：公务员
一个热爱自由、崇尚反叛、
满心好奇、刨根问底的biggirl
作者在稻城待了将近5年，她说那是最青春的日子，也是最迷茫的日子，也是慢慢找到方向的日子。“我正试着努力离开它，所以想把它以这样的方式完整的记录下来。”
年第篇中国人的故事
文
莫米
编辑
二维酱
如今稻城已成为很多人心中的某种向往，一块净土一样的地方，对于我而言，五年前来到这，却是一个又一个失败累积的结果。
大四那年，看着同学们忙着考研复习、找工作，我却觉得迷茫，我要做什么？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全然没有答案，但有一点我心知肚明，我惧怕城市里动荡的竞争，对安稳有一份隐匿的渴求，这大概与我来自小城镇、父母都是公务员的生长背景有关，考公务员便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
我是土生土长的高原人，家乡在九龙县，一心想考去康定，因为比起九龙，康定距成都近，位置处在整个甘孜的咽喉，是甘孜政治、经济的中心，考了几次却都没上。那时毕业快半年，心彻底慌了，就想着随便考个地方先工作再说。刚好稻城那年有适合我专业的岗位，来到稻城才知道，稻城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县城海拔多米，比有“世界高城”之称、海拔四千的理塘更荒凉，更容易缺氧。
甘孜这片藏区共有18个县，有着国家按海拔高低对区域类别的划分，泸定海拔最低，属三类地区，康定、九龙、丹巴、道孚、炉霍、乡城、巴塘属四类地区，稻城、雅江、甘孜、得荣属五类地区，石渠、理塘、色达属六类地区，类别越高，意味着生存条件越为艰苦，当然也意味着工资越高。划入六类一直是稻城努力在做的事，但稻城地域属垂直分布，区域间海拔落差大，县城周边区域海拔高，往下朝香格里拉镇、东义片区走，地势又不断降低，这也是稻城应不应该划到六类地区的争议之所在。
在这里工作谋生与旅行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旅行者们通过稻城的“高”、“远”洗涤灵魂，远离城市喧嚣，寻求内心片刻的宁静。在稻城谋生、工作的人则需要面对更为长久的问题：高海拔的生存环境、教育、医疗、交通、父母、孩子......一系列人生中无法回避的事情。
稻城是典型的小城镇，外来工作的群体构成单一，国家公职人员、生意人、少量的私企人员、底层的工人，国家公职人员是其中最大的群体，也是逃离之心最重的。退休或者告老还乡是他们的某种盼头，调动又是他们的某种希望，那希望在不确定性中摇摆不定、琢磨不透，是一种等待中的努力，又是一种现实中的放弃，总之是有人抓住、有人落空。
我也不例外，我从一开始到这就想着逃离，调动也是我的希望，我却硬生生地待满了5年。
意外的是，这五年也赋予了我独一无二的经历，让我熟谙高处不胜寒的意味，激发了我对绿色的渴望，让我珍视这高地无数微小个体关乎生活、生存所做的努力，让我敬畏这里每一处鲜活的生灵，高山、河流、草木、动物........
有故事的树
稻城县城周围是荒凉的，多米上下的海拔，人烟稀少，草木也是稀疏的。县城周围那山坡上尽是草，没什么树木，沿河边的公路旁却有着连绵万亩的青杨林，这树可以说是一代稻城人的心血。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政府开始组织政府公职人员义务植树。那一代的人对没有树木的荒凉记忆深刻，风从河滩毫无阻拦地吹入，他们走在去上学、上班、干活的路上，那卷起的沙粒吹打在脸上，是生疼的。
植树的传统延续至今，每年四月有“三天”的植树日，第一天挖洞、第二天下树苗、第三天浇水，我们戴着帽子、口罩围得严严实实，男的用锄头挖坑，女的用铁锹刨土。这树经自己手种下，便想着如果它活了、长大了，我还认得出吗？它长成大树的时候，我们也老了吧？还会回来看这些树吗？这样想着，便开始觉得植树这件事有着超乎寻常的意义，似乎超越了时间、空间。
以前植的几乎都是杨树，杨树易活，只要给它一刨土，它便能生根发芽。可它却有着稻城人不能忍受的缺点，春天它发芽，需要充足的氧气，高原氧气本就稀薄，杨树再与人一争，四五月便成了这儿最缺氧的日子，许多人便会出现缺氧的症状：失眠、头疼、心慌、精神不振.....所以近几年植的树开始变为沙树，沙树成长缓慢，成活率低，但一经成活也是一劳永逸。
在稻城这样的高城，你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对象征生命力颜色的渴望，也会对这土地上的万物生灵生出一股敬畏。你会看到一些树，它们旁边堆着玛尼堆（在藏区人们用一块块石头垒起的石堆，类似“祭坛”，人们通常围着玛尼堆顺时针转圈，每转一圈便会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垒在石堆上，以此祈福），旁边还有祭祀的煨桑台（桑是藏语意为“清洗、驱除”之意，煨桑是祭祀的一种行为，人们把柏树枝在煨桑台上点燃，等烧到一定程度，在放上些捏成团的糌粑、酥油等，让其自燃以祭神），周遭牵着经幡，那树枝繁叶茂、生命力旺盛。
你再仔细一问，那树绝对是有故事的。如要追根溯源，藏族人的信仰里似乎有一部分是从对大自然的敬畏转换而来的，比如说那些被称为“神山”的雪山，被赋予某种神力的树，它们都在某种恶劣、残酷的环境中屹立不倒。
去年在我被派驻的村里，我遇见了一棵柏香树，同行的阿多叔叔，在树下折了些柏枝，顺手给了我一些：“这棵树好，这个拿回去熏，对你有好处。”
在藏地柏香树带有宗教意味，藏民通常把采的柏枝拿到寺庙的桑炉里煨桑祭神，煨桑代表着对“不好”、“脏”东西的驱散，用烟驱除各种污秽之气，或是用柏树枝沾水祭天。有时也会把柏树枝磨成粉状，家里有人远行的时候，便撒上一把在炉火上，用手驱着那烟弥漫到远行人的身上。
这柏树也有故事，村边的山上有一座庙，庙里有个活佛，他在进庙之前结过婚，那女人也是这村里的人。人们对活佛尊敬、爱戴，所以生出对那女人的厌恶，他们觉得她是不祥之物，遇见她，便会唾弃、诅咒。后来真如人们诅咒那般，她得了一场大病死了。那活佛下山牵着马把她驮到一块地边上葬了，他深知这女人所受的委屈源于他，他也清楚她并不是魔鬼，便在坟上插了一根柏枝，对着四周的村民说，如果这柏枝活了，就证明她是白度母的化身，若这柏枝活不了，那她就真是个魔鬼。
那柏枝活了，发了芽、生了根，一寸一寸地长着，村民开始在柏树四周堆起了玛尼堆，修起了煨桑台，这树成了白度母的化身，人们在这祭祀祈福，也会采些这树上的柏枝拿到寺庙煨桑。
今年四月的时候，我路过这棵树，那天狂风四起，天边的乌云聚成一团，黑压压一片，四周的荒草、光秃着的树是单薄的，凋零似地在风里摇摆。房子缺乏活力，唯有这树充盈又厚实，那些绿色的枝桠跟着风摆动，浑然为一体。它就像一个屹立不倒的大人物，风没有击败它，反而吹出了它的威严、肃然。
回不去的高原
稻城的老人少，除了土生土长的藏族老人，绝大部分人到了某个年纪便会回内地养老，而这一走多半就不会回来了，不是他们不想回，而是不敢回。人一上了年纪，对高原便是有心无力，从高海拔到平原，无论你是顺着走还是逆着走，中间几千米的落差对身体来说是一种考验，对上了年纪的人而言还会危及性命，这丝毫不夸张。
就像青藏高原里唱的，“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相连，那就是青藏高原”。高原的路绕不开山，是数不尽的翻山越岭，一座座山川，此起彼伏、延绵不绝。过康定进藏，你首先要翻越折多山——康巴第一关，到雅江便要翻越康巴第二关——高尔寺山，再到理塘便要翻越剪子弯山、卡子拉山，再到稻城便要翻越海子山。我对这些高山的感情复杂，时常会陷入一种矛盾，这些山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隔绝、阻隔，可又正是由于它们，高地才有了让人向往的力量，在逾越这种高度中人们找寻到某种意义。
我外公年轻时为了躲“抓壮丁”，带着外婆离开遂宁来到高原，在康定开过面馆，在九龙开过茶馆，为了谋生什么都尝试过。最困难的时候，他随着地质队到瓦灰山（九龙县与康定县交界的地方）上烧炭，外婆则留在县城带孩子。
瓦灰山海拔三千多米，外公在那患上了高原肺心病，走的那天毫无征兆。那时他已经快半年没回家了，前一天上小学的大姨来山上看他，他开心得像个孩子，夜里大姨给他讲家里的事：小妹长高了，二妹子还是爱哭，那先天瘫痪的小弟能爬了，二弟又跟人打架了，三弟是最听话最孝顺的。外公笑着，脑袋里浮现一个个他的小崽子，听着听着，便睡着了。大姨清早醒来，发现一旁的父亲，一动不动，再一摸，身子冰冷。
外婆一个人拉扯大了孩子，我妈妈这代人便成了土生土长的高原人。九龙属高山峡谷地带，县城沿河而建，海拔相比稻城海拔要低，地势也更为狭窄。人的乡愁随着年岁的增长会越来越浓，外婆总念叨着要回老家看看，尽管外婆身体硬朗，可这毕竟不是平原，一个八十岁的老人，能否承受这三千米的海拔差?儿女们是担心的，但也拗不过她强烈的回乡愿望，便启了程。
去的时候一路顺畅，没有任何不适，一到她魂牵梦绕的故土，她像个孩子般兴奋。见着那地里结的南瓜、水田里插的稻谷、树上结的柿子都笑得合不拢嘴。在路上碰见些老熟人，都惊讶的说：“哎呀，你回来了啊。”那眼睛里带着诧异和惊喜，上下端详着。
回去时，后备箱里装满了东西，一大桶菜籽油、一麻袋红薯、一大箱花生、一箩筐柿子、几床棉絮......外婆看着这些东西，就像看着宝贝一样，她想带走的还有很多，只不过这后备箱实在装不下了。
返程的路上，翻越康定的折多山，外婆并没有什么不适，下山时大家都睡着了，我爸爸在驾驶位上忽然听见像打鼾一样的声音，也没觉察出什么，过了一会儿，那声音变得急促起来，爸爸朝后一看，才发现是外婆。说来那时反应也算快，二姨起身使劲掐着外婆的人中，过了一会儿，外婆才醒来，后来家里人总说，如果发现的晚点，大概……
也许冥冥之中有外公的保佑，因为他就葬在前面不远处的深山里。
高原上的乡村
乡村这个看似最简单的地方，其实一深入又是复杂的。可当你追根溯源，你又会发现那些复杂不过是由社会中人性最本质的一些特性衍生而来，又极简单、容易理解。
村长、村会计是维系一个村和谐、联结的重要人物，在我下派的那个村，村会计和村长是两类截然不同的人。
村长是有多副面孔的，他让人敬重，说话掷地有声，接地气，身上透着浓重的生活色彩。平日里爱穿着那件带绒的藏式大衣，一双军款老式大头皮靴，一开口总是“我们村......”之类的，包含着对这个村的考虑及责任，所以他说的话多少让人信服。可当他说起，“这政府为什么不给我们村开伐木的票？为什么不让打石头？”你又能深刻感受到一个没有文化、未受过教育的村长身上的某种局限。
村长是马夫，也是修房的工人，也是地里种地的农民，所以他是忙碌的。“不管了，不管了我要退休了，现在太累了”，这话他常挂在嘴边，在乡书记、镇长面前也照旧提着，他们也听烦了，索性就说，“你不想干了就把报告打上来。”他那报告却又迟迟不打，村里一有事，他照旧冲在最前头，还要说上一番带着干劲的话，似乎那“退休”的事早抛到九霄云外，可要不了多久关于“退休”的话又回到嘴边。
村长喜欢赛马，赛完马回来，他身上便有股子马厩味，马到远处去也要坐车，站在车厢里，里面放上些杂草，经过几小时的车程，那味儿便会弥漫到村长身上。他家的马造型独特，他在马头上的鬃毛处扎一个竖起的马尾，又在尾巴上扎一个，那马倒像他家未出嫁的女儿，亭亭玉立。那马在大大小小的比赛中拿过不少名次，一谈起他家的马，村长便会笑，嘴角向上翘起，那两只眼睛被笑脸拉歪了似的，变得一大一小不在一条水平线上，他亮出手指比划着“这马现在值这个数”。
村会计比村长要年长些，精瘦精瘦的，他坐在那便是一副典型的藏族老者模样，习惯盘腿而坐，手捻佛珠，默念经文，少言寡语。他不太懂汉话，交流是困难的，你问他一件事，他说着“哦哦”，你以为他懂了，可接下来他说的话却是南辕北辙，你再重复说上几道，那效果也是一样，他照例是第一次的回答。他不是个能言会道之人，在村民大会上村长能滔滔不绝、洋洋洒洒说上个半小时，他却惜字如金，几分钟完事。他在村子的凝聚力、影响力似乎更多来源于他的财富，这大概是这世界共有的某种法则，在这小乡村也不例外。
村会计的信仰力极强，早上起来要诵经，在一天里必须要去转趟塔子，在生活方面也及其自律，除了牛肉外，其余的肉一律不吃。
有人说藏族人不吃鱼，因为他们视鱼为祖先，这说法牵强了些，我认识的藏人里，一部分不吃鱼肉，一部分要吃，村长就吃鱼，但他们从不打捞那河里的鱼。村边的那条河里鱼很多，经常能看见又长又黑的大鱼，扑腾从水面腾起翻个身儿。我问村长“那河里边那么多鱼，你们咋不打捞呢？”村长说，“鱼大部分是村民放生进去的，谁都不好意思去捞。”
稻城有几个乡，鱼繁多，本地村民从不打鱼，鱼也就越繁越多，有路过眼馋的外来人便有了打鱼的心思。正兴高采烈地收着渔网，一瞅对面山上跑下来一群莫名其妙的人，穿着红裙子，手里提着棍子，他们撒腿就跑，桶、网统统不要了。
穿红裙子的是山上庙里的喇嘛，“红裙子”是人们对他们的一种戏称，山上庙里的喇嘛不准人们打鱼，村民们很听话，这一切来源于他们骨子里的信仰，对他们而言是一种修行。庙里的活佛说今年不能杀鸡，他们便不养鸡，今年不能杀猪，他们便不杀猪甚至不养猪，村会计就是这类严格的信徒，村长又是另一类人，他们对此不是照单全收，有些许保留。
听朋友说，这县里有一任县委书记好打鱼，到了鱼最多的乡上，拉上乡上的书记便去河边打鱼，那桶里装满了鱼，正打到兴头上，那山上便跑下来一群喇嘛，提起棍子就要驱赶，这书记忙上前打着藏话说：“这是县上的书记。”
“县上的书记也不行。”那喇嘛理直气壮。乡上的书记见势不妙，劝了劝县委书记，把那桶里的鱼又放了生，一伙人气焉焉地走了。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后记
当然这只是关于高地、稻城很微小的部分，由于最近忙着考试复习，还有很多故事、人物未来得及整理，希望我能尽快完成它吧，为大家还原一个真实的高地，通过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探寻“高”的意义。
嘿，这儿有一个幸福扑满，微小的、确定的、转瞬即逝的，都值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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